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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太武帝“灭佛”与北周武帝“灭佛”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两次灭佛事件，二者有什么不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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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和北周都属于北朝，北朝（386——581）是中国南北朝时期存在于北方五个朝代（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的总称，与南方地区相继出现的宋、齐、梁、陈四个朝代对峙，合称为南北朝，我们奉北朝和南朝共为正统。
北魏（386——534）共计148年，是北朝的第一个王朝，占了整个北朝的近五分之四。北魏是鲜卑族道武帝拓跋珪于386年在盛乐建立的政权，当时北朝还是四分五裂的局面，直到53年后的439年，太武帝拓跋焘才统一了北方。
拓跋焘是446年下“灭佛”诏的，为何要“灭佛”呢。？因为北魏在统一北朝战争的过程中，人口急骤下降，后来，虽然统一了北方，但还面临西边北凉和南边南朝宋的威胁，而百姓都厌烦了战争，纷纷出家为僧，遁入佛门净土躲避战争，这样，即招不到足够的兵源，同时又恢复不了经济，所以，拓跋焘下了“灭佛”诏，宣布佛教为邪教，禁止佛教传播，佛教徒限时还俗，不听劝阻者，一经发现，悉数坑之。
而北周（557——581）是北朝的最后一个朝代，经历了北魏分裂，西魏和东魏对抗，最终北周灭北齐，重新统一了北方。周武帝宇文邕于572年诛杀宇文护，掌握了实权，574年下诏“断佛、道”二教，令僧侣、道士还民，577年灭了北齐后，这一政令继续执行。宇文邕的时代面临的问题是寺庙、道观遍野，社会财富都集中在这些寺庙、道观里，宇文邕的“灭佛”，为的是寺庙里的财，开始是为了集中物力、财产，攻灭北齐。打败北齐后，为了是铲除北齐贵族的反抗基础，因为这些寺庙、道观都是由贵族赞助和控制的，又是善男信女朝拜和求仙的公共场所，容易受到蛊惑发生事变。
北魏太武帝“灭佛”为的是人，北周武帝“灭佛”为的是财，这是两者的最大不同。太武帝是只“灭佛”不“灭道”，而武帝是“灭佛、灭道”一起灭。太武帝的目的，是为了西伐北凉，南抗南朝。武帝的目的是，集中力量统一北朝，继而稳固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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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传入中国后，在中国分南北两个不同的方式发展：南方寺庙虽也发达，但由于南方有北方带去的魏晋老庄思想的传统，所以南人穷研佛经，探索其经义，使佛教成为“三玄”之一。南方僧尼虽多，但地广人稀，并未引起严重的经济问题。北方则不然。佛教在北方所传为“大乘”，偏重因果报应轮回之说。“五胡乱华”初期的匈奴人如刘渊等人，虽染中华文化，但陶冶不深，而士卒则不然，一旦得势，野性难驯，凶残淫虐之性，恣意发挥无余。佛教的因果报应轮回之说，使这批暴戾嗜杀的蛮族恐怕死后入地狱受酷刑而对自己的行为有所节制，因而成为约束无法无天暴行的一种无形的法律。西域僧图澄即以此告诫石虎、石勒的凶残性行。石虎更加上民族的色彩，认为佛是“戎神”，自己是胡人，“应兼从本俗”。在这种形势下，北方佛教大盛，庙宇营建，出家者众。这些人的出家动机复杂，有的只是求佛庇护，有的则是求温饱，一些公卿们则因君主笃信佛教，逢迎上意而已。来自西域的鸠摩罗什宣扬大乘，学行优异，深得众信，声势浩大，后秦主姚兴（394—416在位）复大力倡导。在这种情况下，佛教徒自是良莠不齐，奸宄混匿。与此同时，五斗米教亦仿佛教脱胎换骨，而另成一个争取显贵与群众的集团。所谓“道教”，虽奉老子为教主，但并不阐发老庄哲理，而以炼丹求药致长生不老以取信于人，也能迎合半开化的君主及一般人的胃口，于是在中原遂有了佛道之争，与南方的佛道哲理交相激荡融通不同。
第一次佛、道的冲突发生在北魏太武帝二十三年（446）。太武帝笃信道教寇谦之的“仙化”之说，宠臣崔浩亦信道。是年太武帝到长安，知一座寺庙中的和尚饮酒，搜索之下，发现寺庙和尚私藏大批酿酒用具，又有“密窟与贵室女私行淫乱”，并藏有武器及官吏富室寄存之财富数以万计。崔浩进言毁佛，于是太武帝下诏“诛长安沙门，焚破佛像”，敢有隐匿沙门者，诛满门；又通令全国（时已统一中原），“自今以后，敢有事胡神及造形象泥人铜人者，门诛。……沙门无少长悉坑之”。有少数和尚逃到江南。这道禁令厉行了六年，太武帝死后（452）才被废除。经此浩劫之后，中原的佛教教徒公然组织民众武装叛乱，见于记载的有四次。孝文帝曾诏令：“比丘不在寺舍，游涉村落，交通奸猾，经历年岁。”政府令民间不得收容这类游方和尚，盖恐怕酿成赤眉、黄巾之祸。
北周武帝的禁佛与上述的原因不同。他本人信儒，想用理说服释、道两教。北周武帝八年（568），他曾在大德殿召集百官、和尚、道士等于一堂，亲自为众人讲解《礼记》；次年又在同一地方两次召集同样的两千余人“讨论释、老义”，亲评三教优劣存废；四年后再集众辩三教先后，结论是儒、佛、道的次序。数次辩论之后，北周武帝乃于574年下诏“普灭佛、道二宗”。他要消灭的不只是佛教，道教也在内，与北魏太武帝主要站在道教的立场上有别。
北周武帝普灭佛、道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原因。孝文帝时中原的僧尼总数约为八万人。五十年后，僧尼总数增加到二百万人左右，差不多占全国人口的十五分之一，很显然是“假慕沙门，实避调役”的贫农太多之故。中原分裂为两国之后，北齐僧尼的人数在二百万左右，北周约为一百万，但北周总人口少于北齐，物产也远不能与北齐比拟，相形之下，社会因僧尼逃避役调而加重了很多负担。北周如欲征服北齐，必先充实国力，强迫僧尼还俗是增加劳力投入生产的最佳办法。当时即有人认为有德的穷人要纳调赋，无行的富僧却免一切赋役，实在是不公平。有人建议僧侣必须服兵役，否则纳免役费，但未提到寺产缴赋调的问题。所以几经在学理上的辩论后，北周武帝下令将全国寺庙的资产全部没收，近百万的僧侣全部纳入均田户，投入生产，壮丁编入军队。他未如北魏太武帝“悉坑之”那样恨沙门，因为动机不同。道教的命运也是一样。
两次灭佛事件，他们的出发点不相同，所以采取的措施也不相同。开始的步骤也不同，北魏太武帝灭佛是着眼于政治因素，是佛教和道教在权利上争宠而产生的结果，最终因道教胜出。佛教败落而引发的一系列政治问题，从而也导致佛教沙门遭到了大量杀戮，佛教的传播也进入黑暗的死胡同里，同时国家也发生了动荡，最终也连累了百姓。
反观北周的武帝灭佛是着眼于经济上的因素，在经过两次大辩论后，佛教败落既发表一些不正当的言论，触怒了周武帝，并最终在全国全面禁止佛教的传播，，他与北魏太武帝的不同点在于不杀掉这些僧尼沙门，而是强令僧尼还俗。
期间为了缓解佛，道二教之间的矛盾，在下令灭佛诏书一个月后，就下令设立“通道观”挑选一些最有名望的沙门道士为学士，研究佛教，道教如何沟通。因此，北周的灭佛运动并没有引起国家动荡，相反国家的实力还显著提高。当时整个北周共还俗三百万人，也为北周增加了大量的劳动力和军人，废除了寺院四万多座，使其大量的土地重新回到了国家的手中，极大限度的增强了国家力量。
一、北魏与北周：
南北朝时期，汉人占据长江以南，是为南朝，鲜卑人占据长江以北，是为北朝。
北魏（386——534），道武帝拓跋珪于386年所建，是北朝的第一个王朝，享国计148年。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408年—452年)，北魏第三位皇帝，南北朝时期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
北魏灭亡后，权臣高欢和宇文泰分别拥立北魏的皇室成员建立了东魏、西魏政权，后来他们的子孙废迫东魏、西魏的皇帝下位，分别建立了北齐、北周。
北周（557年—581年）由西魏权臣宇文泰之子宇文觉建立，享国仅24年。581年，杨坚受禅代周称帝，改国号为隋，北周亡。
周武帝宇文邕(543年―578年），汉化的鲜卑族，北周第三位皇帝，南北朝时期的著名的政治家及军事统帅，毕生的理想是“平突厥，定江南”。
佛教自西汉末年从印度传入我国，五胡乱华时期流离失所的百姓将佛教作为精神寄托，从而在国内得到迅猛发展。
当时人们入佛门成为和尚后，可以不织、不耕、不从军、不服役、不纳税，并拥有大量的仆役和女婢，念经拜佛就有信众供养，完全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神仙生活，时有“天下财十分，佛占七八”之说。
许多僧人挂佛门弟子头衔经常欺男霸女、鱼肉百姓，做龌龊苟且之事，从而引发大量社会矛盾。众多男丁为逃避兵役投入空门，导致兵源不足，国家安全缺失，同时佛教寡头干涉政治，这些对于任何统治者而言都是禁脔，所以灭佛之举势在必行，统治者必定要通过极端手段来解决。
太武帝拓跋焘的宰相崔浩出自鼎鼎有名的清河崔氏，崔浩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能言善辩，深得皇帝的宠爱，太武帝拓跋焘在崔浩帮助下，灭胡夏，北燕，北凉，伐山胡，征西域，驱吐谷浑，如此频繁的战争中人口骤减，百姓厌烦、害怕战争，纷纷遁入佛门来逃避兵役，而寺庙又囤积了大量的财富，严重阻碍的北魏军事和经济的发展。崔浩本人教扬道，故多次在拓跋焘面前诋毁佛教，而太武帝决心一统中国，继承汉文化的正统，所以太武帝采取了系列限佛举措：
公元438年下诏，凡50岁以下的沙门一律还俗服兵役，公元441年废除民间神庙，以信佛为迷信，公元444年下令上自王公，下至庶人，一概禁止私养沙门，并限期交出私匿的沙门，若有隐瞒，诛灭全门。此时的太武帝并没有灭佛，仅仅是废佛，态度、手段相对而言还算温和。
不作不死，公元445年，胡人盖吴杏城起义，其众十余万。次年，太武帝亲自率兵前去镇压，不料在长安一所寺院发现兵器，怀疑沙门勾结反贼盖吴，大为震怒，下令诛杀全寺僧众。
公元447年，太武帝又在长安一座寺庙中发现和尚饮酒、私藏大批酿酒用具、与贵室女私行淫乱，更为夸张的是在密窟中藏有武器及高官巨贾寄存之财富数以万计。
崔浩借机进言灭佛，愤怒的太武帝下令诛戮长安的沙门，焚毁天下一切经像，当时魏国境内的寺院塔庙无一幸免于难，史称太武法难。
三、北周武帝宇文邕“灭佛”：
北周武帝毕生的理想是“平突厥，定江南”，彼时全国的寺庙高达三万多所，而僧、尼数量竟高达200万之多，这些人已经成为社会的吸血虫，不耕、不兵、不税，面对国家有难灾时，非但不赈灾，反而趁机蚕吞土地。农民深陷水深火热之中，更对“贫农缴纳赋税，而富僧却免除徭役”的现象沸反盈天，造成了社会秩序混乱。
公元574年，周武帝下诏“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一时间，北周全国寺庙的资产全部没收，近百万的僧侣全部纳入均田户，投入生产，壮丁编入军队。
577年，北周灭北齐后，针对继续发展的佛教实体，继续推行灭佛政策，毁寺4万所，强迫僧、尼还俗300万人。这对当时武帝急需兵力和财力的封建朝廷来说，无疑是久旱逢甘霖般的意义，同时从精神上也打破了人们对于佛寺万能的幻觉。
四、二者不同之处：
如果非要说两者之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死于北魏太武帝的屠刀下的僧人众多，北魏太武帝“灭佛”为的是人，他只“灭佛”不“灭道”，主要是巩固政治统治。北周武帝的灭佛运动比较理智，他只毁寺庙、强迫僧人还俗，北周武帝“灭佛”为的是财，他是“灭佛、灭道”一起灭，是恢复经济的需要。
这两次灭佛的共同点其实都是基于政治现实考虑，都是要把自己屁股下的龙椅坐稳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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